传染病 缘何难以剿灭

　　猖獗一时的SARS已然遁形，猪链球菌刚成瓮中之鳖，桀骜凶险的禽流感却又卷土重来。严峻的现实昭示着这样道理——可恶的传染病非但没有绝迹，我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传染病侵害人类带来灾难是问题的结果，究其原因，却是千头万绪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传染病?传染病的基本特点又是什么呢?

　　传染病是由病原微生物(病毒、立克次体、细菌、螺旋体、支原体、衣原体等)感染人体后产生的有传染性的疾病。传染病在人群中相互传染或流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传染源，也就是病毒的宿主。患者无疑是重要的传染源，但显性感染只占全部感染者的一小部分，好比冰山一角。只有少数传染病，如麻疹、天花，感染者才表现为显性感染。隐性感染者与病原携带者在一些传染病中，会成为重要的传染源。对隐性感染者的估算，不同的国家乘以不同的倍数，比如艾滋病，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乘以50，也就是发现一例艾滋病感染者，它的隐性感染者就是50人。传染病传播的第二个条件是传染途径。传播途径是指病原体离开传染源后，到达另一个易感染者的途径或方法。除接触和飞沫传播外，还有经水、食物的消化道传播，经蚊虫和血液、体液等媒体传播。第三是人群易感性。所谓易感性就是人体对该传染病免疫力低下或缺乏，不能抵御病原体的感染而患病。某种传染病的易感染人群占总体人群的比例越高，则这种传染病越易于发生和传播，该病流行的可能性越大。

　　谈到传染病毒至今依然猖獗的原因时，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员郑伯成认为，旧的传染病毒一方面死灰复燃，一方面不断变异，以更大的毒性和能量袭击人类;动物身上的病毒不断地传染给人类，从艾滋病到禽流感、从疯牛病到尼帕病毒，再到今天的变异冠状病毒，加上最近的人感染猪链球菌，无一不是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病毒。人口激增、交通发达，人们在地球村的来往频繁密切。各种传染病都有一定的潜伏期，潜伏期内的病毒携带者，坐上飞机几个小时就可以将病毒传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假如病毒的落脚点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危险程度可想而知。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大气监测和饮用水指标，还没有与国际标准接轨，离人家的要求还有距离，谁都知道中国的自来水是不能直接饮用的。

　　我国着名传染病专家、北京佑安医院徐莲芝说，我们民众对疾病的认识还未树立预防在先，防患未然的意识，防病保健的观念比较陈旧。举例说，普通居民家庭的卫生洁具坚持定期消毒的有多少?三年前香港一栋大楼就有“非典”病人300多，经查明传染源是排泻物，媒介是密封不严的下水管道。如果人们有消毒习惯和卫生间通风设施的话，问题肯定不会这么严重。在旅游部门工作的人都知道，外国人来中国旅游，住店前他一定会问，有“84”消毒液没有?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会让服务生立刻给他的卫生间消毒。“84”消毒液是我们中国人发明制造的一种非常好的，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消毒液，可一般中国人知道的不多，因为它主要在我们的医院里使用。现在学校里教育孩子讲卫生，还说“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个观念实在太老了，这是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最低级的卫生要求。现在的口号应该是：“饭前饭后，便前便后都洗手”。原因非常简单，有相当一部分传染病的传媒不就是我们的双手吗!?即使洗手，我们也很马虎，好像应付差事，主要表现是不用活水、时间太短、洗后乱擦，这样洗手是毫无意义的。此次“非典”病历证明，有相当多的患者就属于接触性传染。

　　谈及“0—157”病毒，天津医科大学微生物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锦英告诉笔者，因我们的临床医生大多不懂细菌，加上我们的检测手段落后，对“0—157”病历不能及时诊断。目前全国可能只有中国流行病防治中心有“0—157”大肠杆菌血清，地方的研究部门和医院希望得到血清的愿望还不能完全满足。省市级的大医院，在流行病多发季节每家都要收治成千上万例的腹泻病人，只是因为我们不具备检测能力，所以不论谁是“0—157”病毒携带者，只要不发展成溶血性尿毒症，“0—157”在我们面前就只能自生自灭。

　　病毒的渺小和顽强是常人难以想像的。谁能料到非洲北部沙漠里的口蹄疫病毒，会在一周内浩浩荡荡地跨越大西洋，稳稳当当地落在英国的牛栏里，并在半月内横扫欧洲，致使数百万头牛被宰杀焚烧掩埋。

　　原来，非洲因气候干旱经常发生牛群瘟疫。土着牧民们习惯了这种情况，每发现有患病的牛，他们便会上去一刀，结束它的生命。殷红的鲜血和病牛的遗骸一并被撒抛在茫茫沙漠上，热浪和狂风会慢慢将它们吞噬掩埋……从赤道吹来的一股气流逐渐变成狂暴的风魔，在惊恐万状的黄沙上翻滚吼叫，猛力地抽打着隆起的沙丘，卷起成千上万吨的细细尘埃呼啸而去……

　　8天之后，尊贵的伦敦市民在清晨醒来的时候，发现他们家的书桌和地板布满一层细细的黄沙。

　　仅仅又过了三天，政府和媒体相继宣告：英国爆发口蹄疫!超过400万头牲畜提前挨刀命丧黄泉。一时间血光四起，火光冲天，两千家农场被军队和防疫部门确定为传染区，严密封锁，英国政府动用了全国的力量，才没使口蹄疫蔓延开来。

　　是美国地理学会的生态学家达勒·格里芬首先灵机一动，将非洲沙暴和英国口蹄疫联系在一起的，高倍显微镜下的沙尘，印证了他的猜想。

　　举一反三，受此启发，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洋学家金吉尔·加里逊联想起几年前加勒比海珊瑚礁群大面积死亡以及美国及中美洲诸国无缘无故闹起“流行性”气喘病的怪现象。他一样在细小的沙粒中找到了“元凶”……

　　艾滋病在全球蔓延后，有人预测，在不远的将来，某种有毁灭性的病毒可能在世界性的大都市中突然暴发，这个城市可能是伦敦、可能是纽约、可能是巴黎，也可能是东京。它可能立即传遍世界所有国家。唯一能幸免的也许只有那些还生活在森林里的人。这种爆发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的教训尤其深刻。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发现艾滋病时，当时我们的对策是“拒病于国门之外”，并乐观地坚信，我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优于西方，艾滋病不可能光顾中国大陆。发现病例后，又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以至发展成为今天官方承认的有100万病毒携带者的严峻现实。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思想观念的进步是飞跃式的，和世界沟通协作遏制“非典”和“禽流感”是我们“围剿”新时期传染病的成功范例，因为，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人类文明毁灭的预言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叶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