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魏文斌略佝着肩走进诊室时，是早上七点一刻。
等待他的是七八十号病人，或十几台手术。
诊室外早已挤满了来求医的患者，大多人是远道而来，并将魏文斌当成是看好眼睛的最后一线希望。
眼科护士王晶雪告诉编辑，其实魏主任的号医院每天只放三十个，但由于太多的患者要找他，他不忍心拒绝从外地专门赶来的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所以他的号一加再加。
而且他还嘱咐科里的护士，外地来的患者能加尽量加；眼肿瘤的患者病情不能拖，必须加。因此他的诊疗时间常常一拖就是几个钟头，从一大早开始，中午连吃饭、上厕所都顾不上，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结束。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总是将所安排的手术尽快做完，并尽量让外地患者赶在靠近手术的日子来北京，“他们已经生了病，还要增加吃、住的花销，实在太不容易了。”
北京同仁医院的党委书记韩小茜也告诉编辑，有天晚上9点多，她看到一条微博：“都这点儿了，魏主任还在出门诊呢。作为一名眼科人，我心疼我们的主任；但同时我也能体会到患者对他的等待和需要。”
那天他看了100多个病人，仅在中午喝了一杯酸奶。
问及此事，魏文斌略略腼腆的笑了笑，“病人带着希望而来，我不能让他们失望而归。”
三千角膜：练就“小魏飞刀”
魏文斌，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眼底科主任医师、首席专家。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保健会诊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最擅长眼底病诊疗，尤其是视网膜脱离手术、玻璃体视网膜显微手术、眼内肿瘤诊断和治疗。
他的学生，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刘月明告诉编辑，同样的一台手术，魏文斌所需的手术时间仅为别人的一半或者1/3。
魏文斌则告诉编辑，手术时间越短对于患者的伤害也就越小，因此最大限度的缩短手术时间其实是对患者的负责。
正是这样的精准度与速度，让业内人士都亲切的称他“小魏飞刀”。
然而“小魏飞刀”的练就，还要追溯到他刚刚进入同仁的那段经历。
1986年7月13日，21岁的魏文斌坐着绿皮火车从安徽来到北京同仁医院，迎接他的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医生生活，相反南北方的生活差异，水土不服等等让他吃了不少苦头。魏文斌笑着告诉编辑，“在刚来北京的前半年，每天都想着要回母校安徽医科大学，因为当时打算留校做儿科医生。”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会诊中心护士长袁晓凤，是退休后被返聘回来的，在眼科工作了48年。不论是眼底、青光眼、白内障，她都能很专业地回答患者的问题，被称为“不拿手术刀的医生”。她可以说是看着魏文斌一路成长起来的。
她告诉编辑，魏文斌刚进同仁的时候，和很多医生一样都要练习手术，练手术需要用猪眼球，他就主动承担了去郊区屠宰场取猪眼球的任务，每次骑自行车往返3、4个小时，风雨无阻，坚持了5年，后来屠宰场的师傅都认识他，主动把猪眼球留下来给他。
同仁眼库成立之初，需要取捐献者的眼角膜，他又主动请缨。“人在死亡6小时后，角膜就作废了，因此取角膜需要在捐献者去世后的第一时间进行，否则，取下的角膜就不能成功移植。每当接到捐献者去世的消息，无论是午夜凌晨，还是刮风下雨，他都会及时赶到。这个工作他一做就是三年，先后取下1000多副角膜。”
……
25岁那年，魏文斌取下一个他终身难忘的眼角膜。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沙眼病原的医生、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界泰斗--张晓楼先生的角膜。张晓楼先生曾在自己的眼睛里培植沙眼标本，再从自己的眼睛里刮下病原进行实验，他刚刚一手创办起同仁眼库就辞世了。
魏文斌为张晓楼取下的这个眼角膜成为同仁眼库的第一个材料。
0.03视力：保住患者最后的光亮
同仁医院眼科分科很细，共有11个专科。魏文斌主攻的是眼底病。
如果把人的眼睛比作照相机，眼底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专门负责感光成像，如果它出现了问题，病人就会面临失明的危险。所以，眼底科疑难杂症最多，病情最为复杂。治疗难度大，风险也很高，无论手术多么完美，病人的视力也很难有较大的提升，可以说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专业。
在《同仁眼科手术笔记》一书中，魏文斌在题为“在黑暗中修炼光明——眼底手术探微与拓展”一章中这样写到：“刚刚成为一名眼科医生时，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在我国方兴未艾。高难度的玻璃体切割手术兴奋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在体验了初步掌握眼底手术的新鲜感后，魏文斌却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躁和沮丧。
“终于真真正正成为了眼底专业医师后，一股焦躁，不，更确切地说是沮丧的情绪却经常包围着我。为什么呢？无论医生怎么努力，无论手术多么完美，但是由于视网膜神经结构的特殊性，不少患者术后很难达到0.3以上的视力。特别是晚期患者，甚至仅能达到解剖复位。
有专攻白内障手术的医生奚落魏文斌：“你们用不着视力表，用手指就行。”
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每天，面对着我的患者，在暗室中，仔细地搜寻着脱落的视网膜皱襞后掩藏的裂孔；每天，透过镜头那一束光线，在手术室里一点一点地剥离增殖的纤维膜，再将视网膜一点一点地展平……看着被自己精心整复一新的眼底，常常叹息：有意义吗？我几乎要放弃。
但如果放弃，又会怎样？患者这仅有的光明将一点点丧失，眼球将一点点萎缩，黑暗将彻底将他们包围。”
他矛盾着，纠结着，直到遇到了这样一位患者。
这名患者双眼高度近视，右眼已经失明多年，左眼陈旧性视网膜脱离，视力只有“眼前数指”。经过两次失败的眼底手术后，辗转来到北京同仁医院，魏文斌又为他做了眼底手术。手术很成功，视网膜完全复位，但患者的视力却只能恢复到0.03。
魏文斌无奈地告诉患者：“您的眼底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但视力只能这样了。”
没想到患者却激动地说：“谢谢大夫！你不知道，这0.03对我有多重要。有了这0.03，几乎所有的事我都能干了！我来北京，就是怕左眼也像右眼，那种感觉，不知白天黑夜，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一瞬间，魏文斌顿悟，原来一丝光亮对人的生命如此重要！这0.03对患者来说，就是全部的光明；能保住患者最后的光明，对医生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多年后，当再一次提及该病例时，魏文斌告诉编辑，其实很多疾病的治疗效果并不能那么的立竿见影，眼底疾病的治疗很多都是通过保存患者微弱的视力，来提高其生存质量。
“眼底病的治疗更多的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魏文斌如是说。
攻克眼底并发症难关“脉络膜上腔出血”
魏文斌告诉编辑这样一个故事。
1988年，他还是住院医生。一位家住北京东高地的老太太来看病。
“老太太双眼白内障，右眼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因为手术中出现并发症，效果不好，没有了视力，所以左眼的手术就一定要到同仁医院来做，当时我是老太太的主治医师，在手术将要结束的时候出现了爆发性的脉络膜上腔出血，老太太的左眼最后仅存微薄的视力。”
魏文斌说，当时老太太丝毫没有责备他，反而在他沮丧的时候还来鼓励他，“由于手术失败了，心里一直很内疚。就一直想着这件事，琢磨这件事情，想克服它，想用心去攻破它。”
爆发性脉络膜上腔出血.这种并发症是眼科手术中最严重的并发症，当时在国内外没有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手术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通常会摘除眼球。
老太太成为魏文斌心中难以忘怀的隐痛。
1994年，他被同仁医院派往法国国家眼科中心进修，那时，他经常观摩法国医学教授进行各种眼底病的诊疗，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一例患者，在白内障手术中发生了爆发性脉络膜上腔出血，魏文斌如获至宝般地仔细观察着法国专家的处理过程，而事实证明，也就是这次经历，让他洞见症结。
发生脉络膜上腔出血后，前房消失而且眼压很高，法国医生会对无前房进行处理，细心的魏文斌也发现，从巩膜切口中流出来的不是他想想中的血凝块，而是像酱油一样的血液。他把这些步骤和现象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之后马上进行研究，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进行比对分析，弄清了脉络膜上腔出血的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过程，设计了一整套手术方案。
回国后，他将自己苦心孤诣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些临床尝试，并把现在的玻璃体手术技术融合进去，效果很好。
1998年，在全国中青年眼科学术大会上，他第一次把自己治疗脉络膜脉络膜上腔出血的研究结果向全国同行汇报，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受到眼科前辈们的肯定，那次会议评出了5个一等奖，他获得的是5个第一里的第一。从那以后，全国很多这样的病例都转到同仁医院进行医治。
“作为一名医生，除掉手术本身的成就感，也需要来自患者的激励，就像东高地的老太太那样。病人用他们的痛苦，使我们对疾病有了更深的认识，病人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医生应该对病人有更多的回报。”魏文斌这样对编辑说道。
开创脉黑瘤局切方法 保住患者眼球
魏文斌的学生刘月明告诉编辑，其实魏主任除去攻克眼科并发症难题外，还开创了眼内恶性肿瘤——脉络膜黑色素肿瘤的局部切除方法，让许多患者得以保住了眼球。
刘月明介绍，脉络膜黑色素瘤是一种眼内恶性肿瘤。它不仅会让人失去光明，而且严重威胁人的生命，让人在黑暗中等待死神的慢慢来临。
“10多年前，在国内眼科界治疗这种肿瘤，由于缺乏局部放射技术和局部手术，因此除了摘除眼球别无选择。”刘月明说。
一个又一个患者在黑暗中离开人世，让魏文斌感觉很痛心。
他潜心研究，翻阅了大量资料，结合国内外最新技术，1996年，他开始尝试进行眼内肿瘤局部切除术，效果很好。与其他主攻肿瘤的医生不同，魏文斌不仅有玻璃体视网膜显微手术、修复眼球、修复视网膜的基本功，而且有对付肿瘤的技术，两相结合，他可以把患者眼内的肿瘤切除还可以把眼球修复好。
魏文斌告诉患者，“我不仅要把你的眼球保留了，我还希望你有视力”。
2009年，刚刚上大二的女孩刘洁（化名），发现自己左眼看东西有闪光的感觉，后来看东西开始变形，视力下降。结果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脉络膜黑色素瘤，建议眼球摘除！
刘洁的母亲李琳（化名）为她四处求医。听说魏文斌主任是治疗脉络膜黑色素瘤的权威，就找到魏主任。
“他仔细询问了病史、检查完眼睛后，让孩子先出去等一下，让我留下来。我的心立即沉下来了，孩子似乎难逃厄运了！万万没想到，魏主任跟我说的是另外一番话：孩子左眼视力还有0.6，肿瘤的体积也不算大，我会尝试各种办法，争取保住孩子的眼睛！”
李琳说，当时我就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疯了一样跑出诊室，抱住女儿告诉她“你有救了”！
不久刘洁住上了院，并进行了近距离放射手术，这是魏文斌在国内刚刚开展的新技术。
刘洁告诉编辑，她在手术中非常紧张，但魏主任想方设法分散她的注意力，主动和她聊家常，还在手术当中播放轻柔和缓的音乐，以至于都没有感觉到疼痛。
不到1个小时手术就结束了。
手术很成功，刘洁保住了眼球。
术后刘洁还进行过三次激光治疗。有一次因为并发白内障对眼底的遮挡，医生看不清肿瘤的边界，治疗就变得异常困难。魏主任和他的助手却不急不躁，不停地调整机器的角度，终于透过白内障的一个缝隙看到了眼底，果断地实施了激光治疗，别的病人10分钟就能结束，这次治疗却整整持续了50分钟！“主任肯定非常累。”刘洁说道。
2010年，刘洁眼内的肿瘤由于血供减少，体积明显缩小。
2011年，刘洁赴英国留学，攻读商务管理硕士学位。
2012年7月复查，眼内肿瘤没有增大，还保持了0.05的视力。
然而在肿瘤治疗的探索过程中也有挫折。
魏文斌透露，2008年，连续两台脉络膜黑色素肿瘤局切手术，手术很成功，但患者却在手术后5个小时，发生不明原因的肺栓塞和肺动脉痉挛，没来得及抢救就死亡了。“后来眼科手术患者做完都直接进ICU病房，这样只要发生并发症可以第一时间抢救。”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这类情况。
与魏文斌同科室的张风大夫则告诉编辑，事实上这种眼内恶性肿瘤局切属于高风险手术，在同仁医院这种手术事前需要做高风险备案，而魏文斌的高风险备案记录非常多。
所谓高风险备案是指，凡是符合高风险标准的患者，如仅剩单眼视力，或是一只眼进行多次手术的，一旦进行手术都需要向医务部门备案。
当编辑就此咨询魏文斌时，他表示确实如此。
“由于眼部手术技术难度较高，风险较大，一些患者对于手术结果的期望值较高，因此医生需要承担的风险也高。”
“那为什么不让其他年轻医生去做呢？”编辑不解。
“不让年轻医生去做，是因为年轻医生承担不起这种风险的后果，无论是经济还是精神上的。”
魏文斌有些无奈的告诉编辑，现在的年轻一代的医生成长非常慢：一方面，患者不信任年轻医生，恨不得手术全程的所有操作都是专家一个人完成，“现在连手术麻药都是我自己打”；另一方面优秀的医生不愿意继续做下去。在编辑进行采访的过程中，他所在科室的一位优秀年轻医生已提出离职。
“我也担心眼科医生后继无人”，魏文斌忧虑的说，“几十年后不知道谁来给我们做手术？”
楼道“捡”回病人 除夕夜坚持值班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会诊中心护士王晶雪告诉编辑，魏主任跟患者感情都很好，即使记不住名字，但一看眼底的症状立刻就能记起是谁。
王晶雪说，有一年大年三十下午，一位风尘仆仆的中年男子来到眼科病房，递过来的住院证上，写着“视网膜脱离”。
她心里挺纳闷，眼看着都要放假过年了，这会儿住院，啥时候手术啊？
这时，魏主任打来电话，让她马上做术前准备，一会过来手术。
原来，这位病人是深圳来北京出差的工程师。早上，右眼突然看不见了。他到两家医院求医，等赶到我们医院的时候，眼科的号早已经挂完了。
放假前，魏主任按照惯例到科室检查安全，在楼道里看到了这个人茫然的转来转去，于是魏主任走上去问，你要看什么病啊？他说出原委，魏主任当即说，跟我走。检查后，魏主任发现他得的是急性视网膜脱离，最佳的治疗是立即手术。按说这个病不属于急诊手术，干嘛非赶着三十儿做啊。
魏主任说，病人得的是急性“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又没有累及黄斑区，抢在今天手术，可能术后视力能恢复到0.8，但如果等到过完节上班再做，一拖就是8天，视力就有可能只恢复到0.2了。这意味着，一种结果能使病人在5米的距离内看得清眉毛眼睛，而另一种结果病人就只能看到一个轮廓。虽然只隔八天，但对病人来讲是天壤之别呀。
除夕夜，伴随着鞭炮声，把一年最后一位患者安全送回病房的时候，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慰藉感。
大年初一上午，魏主任又来到病房，检查病人的术后情况。一切良好。初二，病人就高高兴兴走出了医院，赶着回家和亲人过年去了。
事实上，眼科是除夕时最忙的科室。
北京同仁医院原眼科会诊中心护士长袁晓凤告诉编辑，魏文斌从2002年开始，连续多年都在医院过春节，以至于后来同为眼科医生的妻子也跟他一起加入春节值班的行列。
“我家在安徽，但是不能回老家过年，就连孩子，都是自己在家过除夕夜。”魏文斌说，他们夫妻两个人一般是除夕下午6时跟孩子吃饭，然后去单位值班，一直到初一早上8时才下班。“孩子就一个人在家看电视。”
“不光是我，我们科里很多医生和护士都牺牲了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他告诉编辑，还有很多医生，即使不值班，晚上也会打电话给他问问情况，有的还主动请缨，说有需要马上就能赶到医院。
“这是医生的天职，我们这个时候不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呢？”魏文斌说。
医学人文精神源于“疗伤日记”
魏文斌认为，经验丰富的医生对于患者想要知道的东西很清楚，因此与患者交流时只要能解释清楚他的疑虑，点明疾病的状态，目前的治疗方法和效果，就能让患者吃下定心丸。
然而他对患者更深的体验源于一次意外骨折入住华西医院的经历。
2008年11月，魏文斌作为香港福佑基金会的义工赴四川地震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灾情评估。不幸发生意外，腿部骨折。在接下来长达数日的治疗、康复过程中，他亲身感受着患者内心对医生的期待和渴盼，体会着医生的价值使命，思考着改善医患关系，期待着基础教育与科普知识的普及、体悟、思考、记录，从11月8日接受全麻手术，到12月16日坐在自家的阳台上思考人生，魏文斌教授竟写下了2万6千余字的《疗伤日记》。一直是给别人治病的人，这回自己成了病人。
术后的第一个早晨，他发生了全麻后的眼部并发症——右眼的角膜结膜上皮剥脱。眼睛睁不开，而且磨痛的厉害。40多年的人生，他第一次尝受到眼睛疼痛的滋味。他忽然想到了他的病人。他不仅体会到眼科病人的感觉也体会到眼科病人那种焦虑了，尤其是病人渴望医生解除病痛的心情……
他在华西医院住了14天院。这14天，他切肤地体会到了病人的需求病人的希望。病人希望得到最及时的治疗，希望知道治疗后的效果，希望医生出现在病房，希望医生能倾听自己对病体感觉的诉说解除自己的种种疑问，希望得到组织功能恢复训练的指导……他也体会到了，医生的每一个笑脸都能让病人感到温暖，每一个耐心解答都能让病人的精神放松，每一句温情的话语都能让病人得到心灵慰藉，即便囿于当代医学水平和医疗条件，病人的某些希望还是奢望。
20多年前，他在医学院当学生的时候，受过模拟病人的训练。20多年的从医生涯，他面对过无数病人的诉求。作为一个有仁心的医生，他是懂得病人的痛苦和希望的。但“懂得”和“亲身经受”有完全的不同！
这本疗伤日记后被《健康报》转载，题名为“当医生变成患者”，日记一经刊出引发巨大反响。魏文斌甚至一度被誉为中国最具医学人文精神的学者。
魏文斌说，以前不理解柏拉图说的那句话——医师应该亲身体验所有的疾病，但当他因为意外骨折，成为了一名患者，真正感受到患者的心情和需求，才更懂得如何去做一名好的医生。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小时候生活贫困，大学期间曾得到朋友的资助，并依靠奖学金完成学业。当我看到来自农村、来自贫困地区的患者，带着借来的钱，千里迢迢找到同仁医院、找到我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有时候，来找我的病人，手里捏着一张皱皱巴巴的小纸条，上边写着我的名字。那纸条已被多次展开又攥紧，并沾上了汗渍。纸条上寄托着病人的全部希望，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能让他们希望而来，失望而去。”
“20多年寒来暑往，梦想与信念始终如一。我要感谢我的病人，病人就是我的教材，病人就是我的老师。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技术。只要有患者，为他们服务，我就觉得生活充满着幸福。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都源自我做一名好医生的梦想，虽然我干的很苦但我很快乐。”魏文斌如是说。
（责任编辑：文慧；撰文：晏霏霏；通讯员：李新萍）
